我要讲的是“医疗信息化需要顶层设计”。这不是我发明的词，是我从国外舶来的，英文叫top design，我翻译成“顶层设计”。

　　信息化一定要有顶层设计，为什么要有顶层设计?信息要“化”起来，要互联互通，必须要有一个设计，才能流起来、化起来，我觉得今天中国信息化的步伐是比较大的，但是在医疗领域，全部都是信息的孤岛，一个医院内部信息都不能联通，比如挂号的、药的、医生的(信息)都不能联通。

　　下面我分享一下我个人对信息化的感慨;然后谈谈我们国家的医改，一言难尽。

　　1、医院到今天还在创收，这个机制要改

　　为什么我们中国要搞医改?原因在八十年代中期。

　　1949年建国的时候，医疗是福利事业，最开始没有，在50、60年代吃不饱饭的时候，全国建了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等等公立医院，都是政府包办的。过去医生为什么不开大药方、大检查?没必要，他拿着国家给他的工资，是国家干部的待遇。

　　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我们国家财政比较吃紧，特殊时候采用特殊政策，医院要创收，学校也要创收，你们在座的有可能小学时候交过学费，都是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

　　那时候，国家养不起这么多机构，连军队都要经商创收了，那是特殊时期的政策。但是军队现在不允许经商，学校基础教育国家也都养起来，不允许老师创收了。但是我们医疗、医院到今天还在创收，所以2009年的医改要改医院的创收机制，来的病人他都当成创收工具，这个机制要改。

　　但是这些年很遗憾，医改好像都是围绕着公立医院在改，而且到现在改革还在试点，虽然我们还建了保险、基本药物制度。刚刚李总理的报告也提到，今年大病医疗保险要全国推广。

　　但核心点就是，我们一切医疗费用发生在医院里面，决定医疗费用的主导者是医生的那支笔，包括你要不要吃药、吃什么药，做什么检查，要不要动手术。那医生那支笔怎么来决定?决定于你给他什么样的制度，你是让他创收，多开药就多收入，还是让他考虑怎么用最小的成本，维护老百姓、维护患者的健康?

　　所以很遗憾，我们改到今天，这种创收制度还没有改，还投入了大量医保的钱。大家去医院都有一个感受：看病越来越贵。医院要创收，所以医疗费用大幅度上升。

　　举个例子，过去北京一个普通门诊大概一百块钱就可以搞定了，包括挂号、检查、吃药。但是现在北京一个普通门诊的费用已经上升到五百块了。也就是说，我们有了医保，医保给你报50%，你自己还是要花250块，你的费用还是比原来高。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老百姓抱怨非常大，因为他的获得感不强。

　　2、治病救人是很神圣的事业，但我们把它变成了餐饮业

　　还有大家都知道，最近李斌主任都表扬“东北姑娘一声吼”，相关部门也在解决黄牛的问题，就是挂号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光靠目前行政的方法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们现在大医院为什么人满为患?就是我们整体对看病就医的定位不对，医疗信息完全不对称。治病救人是很神圣的事业，但我们把它变成了餐饮业。我只要去排队，只要付钱，就能得到。所以，基层其实是门可罗雀的，基层绝对没有黄牛，但是大医院人满为患。

　　大家都觉得，我小病大病都要往大医院跑，我要得到最好的服务，我要点那个最好的医生，一定要那个专家。其实这些是我们对医疗卫生这个特殊的服务、特殊的产品认识不足。

　　我们也有专家学者，包括官员提出，说把挂号费涨起来，其实我们挂号费涨得非常快。大家知道1978年的时候挂号费是多少钱吗?5分钱。后来涨到5毛钱、1块钱、5块钱，现在“东北姑娘一声吼”的那个已经是300块了。

　　300块实事求是地说，已经快高于美国一个普通门诊的费用了，美国一个普通门诊就是50美元，但是你要把我们的人均收入和美国比，它还能炒到4000多，我估计涨到5000多能炒到50000多。病人是趋高的，命是无价的，什么价都会要。所以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没有说用挂号费、用价格机制指导病人就诊的。

　　所有的国家都叫强制转诊，也就是说，你看病第一步一定是找普通医生和基层或者叫家庭医生，然后他解决不了的，你是需要转诊证明才能找上一级的医生，或者找专科医生。去协和、去301不是说我砸钱、排队就能得到的，是应该按需来配置，就是你确实需要去协和你才去。

　　我们目前对这个其实认识还是相当不足的，因为我们整个体制都是一个逐利的体制，所以大家都在想价格机制，其实解决不了。

　　你越用价格机制，可能越会吸引更多的人一定跑到大医院去，因为他越来越觉得便宜没好货，我都病了，还省那两个钱?尤其是对父母，东北姑娘不就是给她母亲看病嘛，孝心在那儿。越贵越好，我一定要去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医生，花最多的钱，我能做的都做了，万一还出什么意外，那我也心安了，我尽力了，一定会引导老百姓走上这条路，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医院越来越紧，人越来越多，费用也越来越高。

　　3、4万亿到哪儿去了？变成了药、变成了检查

　　医改改到今天确实是很尴尬，政府这些年真的很努力，每年对医疗卫生的投入都是两位数的增长，给大家看一个大的数字：1978年，中国各级政府医疗费用投入一百亿;2003年，各级政府对医疗卫生投入是八百亿;去年，政府的投入一年就是一万亿。医改以来，政府已经投入四万亿。

　　但是可能大家要问，钱到哪儿去了?变成了药、变成了检查。因为我们的医院没改。医保建了，大量的钱投进去了，但是医院、医生创收的机制没改的话，大量的钱其实是无效的支出，就是我们吃了太多不该吃的药、做了太多不该做的检查，这就是老百姓的不满。我都知道我没有太大的问题，怎么要做这么多检查?什么检查都有。

　　我看到一个笑话，90岁的人去看病，给他抽血，所有的检查都做，连艾滋病都做，有心无力，还做艾滋病的检查?实际上医院的发展进入一个歧途，它变成：病人很多，就得买更多的仪器设备、盖更多的楼来应付这些病人。楼盖得越大，设备仪器越好，招的医生越多，成本越高，所以要更加创收，就是这个机制在滚动。

　　4、我们缺乏支撑医生“天使翅膀”的制度安排

　　所以我觉得，真正解决老百姓看病的问题，必须要政府痛下决心，改变这个机制，公立医院要真正“公立”起来，不要让公立医院成为逐利创收的机构，而且也应该让我们的医生体面起来。待遇上、收入上、社会地位上，要让他们体面起来，因为医生古往今来，都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医者父母心。

　　但是我们的医生为什么现在整个社会对他们认同感比较低，各种杀医、伤医的事情频繁发生?我觉得其实我们是缺乏了支撑医生“天使翅膀”的制度安排。我们现在制度上是逼着他就得创收，甚至现在我们也知道，倒号的应该是医生和号贩子勾结的，因为他的收入可能还没倒号的钱多，斯文扫地。

　　其实国家投入的总医疗费用已经有四万亿，我们全国的医务工作者七百万左右，那是所有的人。如果把护士、行政人员刨掉，真正的医生其实就是在两百万到三百万这样一个数量级。大家可以算一算，四万亿的投入怎么不能好好地把两百多万医生养起来?给他们高工资，当然也对他们严格监管。

　　从严格监管的角度，我觉得现在信息手段其实可以起非常好的作用，能够让医生更好、更便捷地处理医疗信息，同时也是对医生管理的有效手段。因为现在的考核都是过去所谓的泰勒法则，就是像蓝领、车间流水线一样计件，做一件给你一定回报。

　　但是医生这个职业是知识创造型的，他一天就看几个病人，如果按计件、按传统的方法考核医生，可能都会扭曲他的行为，他就看最简单的病。现在考核医生创收多少，他就大药方、大检查、大手术都来了。你要考核他看多少病人，他可能就会挑肥拣瘦。

　　但是事实上，我们现在有信息化手段之后，其实可以对医生做一个全面的、长期的、全方位的考核，真正用综合指标来考核医生。就是让医术高明、医德高明的医生能得到好处，能够不断发展。

　　而不是像我们现在逆向淘汰，可能心越狠，活得越好。反而是技术比较好、有良知的医生很憋屈，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制度设计和手段都不匹配造成的结果。其实我觉得这方面国外已经做得很好了，国内也有做得很好的，未来特别是你们搞信息的人，可以用信息化改变这些。

　　5、三明当地的高考状元都报医学院了

　　所以总结一下，我觉得下一步的医改，在今年刚刚召开的“两会”期间，总理的报告也讲了，“三医联动”，医疗、医保和医药要联动，但是可能更进一步的还不仅仅是联动的问题，这三个其实要形成合力。

　　这恰恰就是前一段时间，国家也在大力推行的“三明经验”。福建省三明市的医疗卫生改革，在一个地级市12个县22家公立医院，真正把过去让医生靠药、靠检查创收的机制破了，建立了新的机制，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立性，医生回归到治病救人的本质，让药品也回归到治病的本质，药品不能变成商品、变成创收的手段，所以三明应该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当然他们的改革也是逼出来的，他们改革之前，医保已经亏损3.5亿，改了三年以后，现在累计结余快3个亿了。三明改革红利从哪里来?就是制度变革，把过去创收的制度变成公益性的制度。这个过程中，过去大量的浪费就减少了，红利就出来了。

　　举个例子，三明改革第一年，药费从过去14亿变成不到7个亿，省下来7个亿的药费是不该吃的药，我们现在大量的药叫安全、无效、利润高，把这些去掉，无论是老百姓的费用还是政府医保的钱都省下了。

　　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政府并没有多掏钱，还得了民心;医生待遇大幅提高，三明一个县委书记年收入5万，而一个医生的收入是20万、15万、10万和5万这些等级，所以医生待遇在当地是非常体面的。

　　我去年夏天又去了一趟三明，我感觉三明的改革基本上站住脚了。我去的时候，正好是高考报志愿的时候，三明当地的高考状元都报医学院了，因为多好啊，有技术，工资又那么高。

　　医生这个职业为什么古今中外都是大家希望从事的，因为这个技术是你的，越好越值钱。所以这个职业已经引起社会特别是年轻人的追捧，新生力量愿意进入这个领域。我觉得这就是医改成功的标志。

　　所以回到总理讲的要“三医联动”，以“三明模式”来说，其实是“三医合一”的。真的形成一个有效的管理体制就需要医保、医疗和医药合起来，然后最核心的就是三明做的，医务人员的待遇问题要解决。

　　所以这次“两会”又提出要解决医务人员的薪酬待遇问题，希望国家大步伐地、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核心点。同时还有信息化的手段，就是医疗信息化。国家在“十三五”期间，把信息化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而在整个国家信息战略里面，医疗的信息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在这一方面空间也是非常大的。

　　总之，我们国家已经提出“健康中国”这个新的国家战略。习大大提出“中国梦”，我觉得具体描述中国梦，可能就是将来的中国人，人人活得比美国人长，中国梦是不是就实现了?

　　实现这一点不难，给大家举个例子，1949年的时候，我们国家人均寿命35岁;1978年达到68岁;现在大概在75岁左右。“十三五”提出我们还得长一岁，我们再努力两三年，就可以超过美国，美国现在人均寿命不到77岁，中国北上广早就是80多岁了。

　　所以具体在健康领域，我们的空间非常大，而要支撑“健康中国”，信息化、信息技术是强有力的武器。也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共同实现用“健康梦”来撑起“中国梦”。

　【摘要】其实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不单纯是下层白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劳动阶级的困境。借用Richard Sennett的话，被金融资本主义甩下车的劳工阶层有劳动意愿，甚至还保留有劳动技能，但经济形态的改变让他们中的很多人变成了“无用的幽灵”，不断地 沉沦中看不到希望。特朗普代表了“无用的幽灵”愤怒的反抗和逆袭。只可惜在当下的政治营销之下，特朗普自己作为上层精英的一员，只会带来“无用的幽灵”们 更多的幻灭。

　　家不成家，国不成国：美国白人工薪阶层已经病入膏肓

　　大家即将看到的这篇文章扯下了美国当下政治的皇帝新衣，暴露出其内在的特别是共和党内的意识形态争斗。而这一切都要拜特朗普这 位搅局者之赐。文章作者，Williamson, 是美国保守思潮舆论大本营《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 的专栏写手。他在文章里回应的对手，Dougherty，则是另一份保守刊物 《美国保守派》(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的专栏写手。《国家评论》是保守派大将巴克利(Buckley)在1955年创办的刊物，试图统一五花八门的保守思想，以对抗1930年代以来形成的自由 派新政联盟。《美国保守派》则是由布坎南(Buchannan)等人在2002年创办，试图维护极富美国本土色彩的传统保守主义思潮。相对于以布坎南为代 表的传统共和党人，巴克利阵营姑且可被称为主流共和党人。两者都赞成放任资本主义，小政府，但前者反对美国对外干涉，反对全球化，而后者则支持美国在全球 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扩张 (不过在方式和手段上又和新保守主义者有区别，现实主义感更强一些，知道调整)。

　　这次争论缘起Williamson在《国家评论》的一篇文章，将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白人支持者归为布坎南式的民粹共和党人，讥 讽这些下层白人在经济和社会文化层面沦落之后就把自己想象成被政治精英所把持的政治体系和全球化的受害者。 Dougherty为此写了一篇回应文章，抨击共和党的上层精英为了自己的金融和经济利益，在推进全球化的过程不仅完全漠视下层白人的生存困境，而且在政 策上还不断向金融利益集团倾斜。大家要看到的这篇实际上Williamson的一个再回应。

　　两人在文章中提到的纽约州的Garbutt镇和康涅狄格州的Darien市分别代表了白人世界中的两个极端。前者因为镇上单一 工业的衰落而一蹶不振，而后者则是金融公司聚集地，其富裕程度在全美排名第二，和华尔街不过64公里之遥。特朗普作为政党圈外人在共和党内的初选中势如破 竹，离不开下层白人的支持。在惊诧之余，无论是布坎南式的传统共和党人还是巴克利式的主流共和党人都不得不面对特朗普现象，检讨自身溃败的原因。从 Dougherty和Williamson的争论来看，结论大相径庭。Dougherty认为共和党上层过度的自私自利和全球化是下层白人沉沦的原因，而 Williamson则认为全球化帮助下层白人在工资增长停滞的情况下维持了生活水平 (想想从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用美元纸换回的生活资料)，如果要给他们的沉沦找个原因的话，全在于他们背离了保守派所珍视的传统家庭价值!

　　其实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不单纯是下层白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劳动阶级的困境。借用Richard Sennett的话，被金融资本主义甩下车的劳工阶层有劳动意愿，甚至还保留有劳动技能，但经济形态的改变让他们中的很多人变成了“无用的幽灵”，不断地 沉沦中看不到希望。特朗普代表了“无用的幽灵”愤怒的反抗和逆袭。只可惜在当下的政治营销之下，特朗普自己作为上层精英的一员，只会带来“无用的幽灵”们 更多的幻灭。Buckle up!

　　——文/李泉

　　Michael Brendan Dougherty(美国知名保守派专栏作家，棒球评论网站The Slurve的创办者与编辑，目前是The Week网站的高级记者，作品见诸《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ESPN杂志》(ESPN Magzine)以及《美国保守派杂志》(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有些尖刻。我说的既是事实，也带有同情成分。(有人甚至会觉得我和他是朋友。)Dougherty属于那种常常被贴上“旧 保守主义”标签的人，他是《美国保守派》(《美国保守派》是一份由美国意见组织(The American Ideas Institute)主办的双月刊杂志。总体上看，该杂志的主张与新保守主义的主张相左，代表了美国政治光谱里旧保守主义的呼声，例如反对美式的干涉主 义，反对过度的海外投资以及联邦权力的扩大，并且反对公权力对私人生活的干涉。)杂志的一名专栏作家。跟很多保守派作家一样，Dougherty用大量的 时间抨击保守主义运动和组织。通过这些批判，他不知怎么地产生出了一种“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或多或少有一种主观的因素在里面。

　　2013年，他宣称自己不再撰写政治性文章，转而将精力放在相对来说更为疯狂的职业棒球比赛上。按照他的说法：“美国政治中充斥着‘面包与马戏 团’式的罪恶。(Breadand Circuses，拉丁文panem et circenses，指的是统治者举办各种能够愉悦民众活动，使得人们转移注意力，而不再关注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相较之下，职业运动界则是一个好一点 的‘马戏团’。”不过，让一个以政治过活的人放弃政治哪里会是一件容易的事(看看ESPN的观众以及《体育画报》杂志读者们不得不忍受的那些政治鬼话就知 道了)。这不，本届的总统选举，他最终还是设法参与了进来，并且美其名曰以“教会的使徒”的身份。这里的“教会”，是那些所谓的右派人士在描述“分配阴 谋”(出自Curtis Yarvin(CurtisYarvin，出生于1973年，计算机科学家，政治理论家，美国新“黑暗启蒙”(Dark Enlightment, Neoreactionary Movement)学派的创始人。)，即Mencius Moldbug)时最喜欢用的一个比喻。有时，它也会被冠以“礼貌社会”的称谓，这充分体现出那些生活在华盛顿和纽约、从事政治和媒体工作的人们的传统智 慧。

　　上述的这些人，你很了解他们。

　　唐纳德·特朗普肯定是要放在标题里面的，与此同时，文章的主要议题则是向前文提及的“他们”讲解那些未开化的白人工薪阶层的故事。对于Dougherty，以及其他很多从事相同工作但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来说，假装虔诚是一种惯用的文学套路。

　　Dougherty在他的文章中虚构了一个叫Mike的人物：Mike是一个典型的工薪阶层白人，居住在保守的Garbutt(纽约州下辖的一 个“镇”(Halmet)，隶属于梦露郡(Monroe County))镇，因为当地的社保难题而处境艰难。在Dougherty看来，纽约的保守党们根本不会管Mike的死活。他们更关心Jeffrey， “一个居住在康涅狄格州Westport(康涅狄格州下辖的一个“镇”(Town)，隶属于法菲尔德郡(Fairfield County))镇，嗜可乐如命的普通人”。通过直接性的资本收益税的方式，以及非直接性的公司税的方式，Jeffrey交了很多税，并且减税也“在某些 时候和他的利益交织”。共和党人想鼓励私人退休投资，这样就可以给Jeffrey的那位“工作在附近的Darien(康涅狄格州下辖的一个“镇” (Town)，位于该州的“黄金海岸”(Gold Coast)，隶属于法菲尔德郡(Fairfield County)。Darien是美国最富有的镇子之一，在CNN2010年“全美最赚钱的镇子”中排名第二)镇上的基金经理”带来生意。(对那些不熟悉康 涅狄格州Fairfield郡经济地形学的人来说，从Westport到Darien就是走到世界尽头啦，接下来就走到格林威治。)“如果保守主义运动对 于Mike来说真的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告诉他应当搬出Garbutt并且开始‘学习电脑’”，Dougherty在《本周》(《本周》(The Week)是一份创办于英国的新闻杂志，2001年开始发行美国版)杂志上这么写道，“他先前所做的任何投资都是笑话。人们会在自己的家乡饿死?这种多愁 善感还是留给埃德蒙·伯克(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爱尔兰政治家、哲学家，辉格党保守主义代表人物，被视为是英美保守主义的奠基者。他最为后人所知的事迹包括了他反对英王乔治三世和英国政 府、支持美国殖民地以及后来的美国革命的立场，以及他后来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批判)的那些娘娘腔读者吧。快来拥抱这个超级移动互联世界!”他的这篇文章标题 为《保守派精英们是如何鄙视工薪阶层共和党员的》(How Conservative Elites Disdain Working-ClassRepublicans，原文参见http://theweek.com/articles/603701/how- conservative-elites-disdain-workingclass-republicans)。顺便说一句，我也写了一篇分析白人工薪 阶层为何迷恋唐纳德·特朗普的文章，应当可以算是Dougherty所举案例的最佳注脚。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别再管这些无关紧要的讥讽嘲笑(搞的就像保守主义运动是被那些七八十岁说着“学习电脑”的人炒起来似得)，以及那些痛斥世风日下的文学修辞了 (减税对于康涅狄格州那些不吸毒的有钱人也有好处)，当然也有人会说Dougherty在文章里有意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资本驱动型经济在曼哈顿——康 涅狄格金融走廊以外的世界同样存在。大家也别再纠结什么数学问题了，毕竟，想要设计一套既对低收入群体有利，同时也不妨碍联邦征税的减税计划，确确实实有 相当的难度。那么把上述这一切都抛到一边去，我们来探讨一下：究竟，为什么，要留在Garbutt?

　　Garbutt这个地方不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一直到1804年ZarchariahGarbutt和他的儿子John在这里定居，纽约才有了 Garbutt这个地名。这对父子来这里建了一个磨粉厂，在打地基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条富石膏矿脉，而石膏在当时是可以用来做肥料的。于是石膏工业迅速起 飞。之后Garbutt先生去世。“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曾经崇尚的的精神和理想已经悄然改变。”当地的历史学家GeorgeE. Slocum这样写道。“他们的教堂被遗弃，木料被拆下来用作他途;学校减少到只剩一所，而且还是个小学;他们的旅馆变成了流浪者的居所;他们的工坊，一 间一间地，悄然无息地从视野中消失。到了最后，除了名字，他们在这个镇子什么都没有留下。”

　　Garbutt

　　当Slocum写下上述这些句子时，时间是1908年。

　　20世纪初，石膏墙板工业的兴起确实让Garbutt小小地风光了一把，但是这远远不够。美国人口调查局甚至都没有Garbutt人口数据的记 录。想让伯克式的保守党人继续维持一个只依靠单一商品并且快要消亡了的社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是的，Garbutt的年轻人们，快快滚出去找一份 工作：你瞧，只需要坐4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你就能到达宾夕法尼亚的天然气田。

　　当然，就算是曾经宏伟的巨石阵，如今也是一片荒凉：那就祝你好运喽!

　　Garbutt是一个支持特朗普的镇子。尽管Dougherty并不是一个盲目的特朗普粉，但是也大体上赞同其批评美国现行经济政策的观点， 即：美国的自由贸易和移民政策正在伤害本土的白人工薪阶层。然而，事实上这样的指责缺乏依据：移民的涌入确实拉低了工资水平，但是也同时降低了物价。对没 什么技术的本地工人来说，他们名义上的收入增长可能停滞，但是实际收入——指的是他们挣的钱所能买到的东西——却一直在增加。对新一代移民所带来的工资竞 争，感受最深切的，其实是老一代的移民。但是总体上，移民带来的影响相对于其它因素(比如医疗开销)来说要小的多。对于许多低收入的职业来说，过去的这些 年里，针对他们的各项补贴大体上处于不断增长的势头当中，但是这些补贴基本上或者全部都是以医疗补贴的方式实现的。有的时候，医疗补贴增长的幅度是如此之 大，以至于在实际工资收入普遍降低的情况下，整体的补贴水平仍在攀升。这是最坏的一种情形：雇佣这些低技能的美国工人的开销不断增加，但是这些工人们却没 有切实感受到收入的增长。同时，由于他们的雇主因为同样的补贴，而不得不增加越来越多额外的开支(或者由于《美国平价医疗法案》(《美国平价医疗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 or Patient Protection andAffordable Care Act)，即奥巴马医改法案Obamacare)的要求承担更多隐形补贴)，那么事实上他们自身的收益也无法增加。

　　贸易方面，尽管美国的制造业持续繁荣扩张，然而吊诡的是，大部分的美国人对这一事实置若罔闻，反而一厢情愿地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美国人之所 以形成对制造业的错误观念，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方面，虽然现在美国工厂产出大大超过以往，但是雇佣的工人数量却在减少;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主要出口资 本产品，进口消费产品，因此人们不太可能在沃尔玛超市货架上看到许多“美国制造”的商品，但是通过外国航班上飞行的美国飞机，以及海外汽车工厂中的自动化 机器人，我们能够切实体会得到美国制造业的先进。另外一个和美国制造业和贸易问题相关的因素是，美国大量(虽然总量在降低)进口的消费商品来自中国，一个 对我国有着巨大贸易逆差的国家。实际上这不是因为中国人更聪明，而是因为他们更穷：由于年均收入低于9千美元，普通的中国家庭是不太可能购买美国商品的， 因为它们太贵了。(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的主要消费国，尤其是大豆。)再加上偏听偏信那些无知伤感的、关于“锈带”(锈带(Rust Belt), 也被称为制造带，是一个位于美国东北部等地区的地带，由于明尼苏达的钢铁产业而得名。1970年后，很多此地的工厂开始停工，工厂大门只剩下锈迹斑斑的大 门，因此被称为“锈带”)工厂工资收入的传说(如果你愿意，你真的可以按照1957年的标准来生活，真的很便宜)，普通美国人很容易形成一整套关于美国经 济政策的批判观点。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Dougherty文章里的Mike就是对的——实际上也并不是。不是狡猾的中国人才让他们变穷的：在白人工人阶层逐渐陷入困顿的过程中，他们自身既是受害人，也是施害者。

　　《华盛顿邮报》旗下的《Wonkbook》专栏将特朗普在“超级星期二”初选中赢下的郡县进行了一番人口统计学方面的梳理，发现了一个令人震 惊、同时也少有人注意到的现象趋势(我估计那些一直读这份报纸的人也没有发现)：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正在以一种罕见的趋势下降——这 种趋势是自苏联垮台、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大行其道以来前所未有的。那些支持特朗普的郡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少，拥有工作的人口数量少，白人居民的死 亡的时间也比较早。邮报网站上的这篇文章声称，导致死亡攀升的原因在于“不断增长的患病率，持续增加的毒品过量和滥用，以及自杀。”

　　如果把上述现象与其他的发现联系起来，你就会发现上述趋势的可怕程度。

　　制造业工厂的数量在持续增长——如同纷繁荣耀的全球化故事一样：这里进步一点儿，那里进步一点儿，然后每隔几十年产生物质意义上的巨变，创造出 一个更好的世界(先别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回去读一读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或者看看《脱线家族》(《脱线家族》(The Brady Bunch)，是一部1969年至1974年在美国ABC台播出的电视剧，讲述了一个拥有6个孩子的重组家庭的故事)，然后扪心自问，为什么这些住在郊区 宽敞舒适的房子里，并且拥有着体面工作的家庭，居然还会关心黄油和肉的价格;再继续反省，你上一次听到有人抱怨“连一块儿黄油都买不起了”是在什么时候。 这种改变，时时刻刻，随时随地都在发生。

　　《脱线家族》(The Brady Bunch)

　　另一方面，家庭成员的数量也像流星一样不断减少。二战以前，离婚还是一件比较稀罕的事情，以至于类似《柳暗花明》(《柳暗花明》(The Gay Divorcee)，是一部1934年上映的音乐电影，改编自同名的百老汇音乐剧，并在当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这种冗长音乐剧，也不得不将它里面 一段虚构的通奸情节提到前面。

　　20世纪60年代，离婚现象仍然比较少，并且还携带着一丝丑闻的意味在里面。这种审美情趣贯穿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彼时的女性杂志充斥着描 写“离异人士”(这种词汇在今天看来简直荒诞不经)在工作日里参加非正式晚餐派对的文章，而男性杂志则把离婚当做是男人的第二个青春期。

　　接下来的几十年间，离婚率增长了一倍，连结婚率都在下降。与此相伴的堕胎的大量出现，彻底改变了男人、女人以及孩子之间的关系。对于出生在“罗 诉韦德案”(罗诉韦德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73年对于妇女堕胎权以及隐私权的重要案例，对于妇女堕胎的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妇女的堕胎权， 受到宪法隐私权的保护。最高法院的判决至今仍受到美国的社会争议，部分反堕胎团体一直争取推翻判决，而支持堕胎权的人士则要求维持最高法院的判决。判决后 各州均制定不同的法律，惟限制不一)时代的我们来说，“家庭”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变成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国家是一个大家庭”，对这一理念的认同与否是美式保守主义(根植于自美国建国以来的经典自由主义理念)区别于欧式国家主义(崇尚为国献身和权 力斗争)的一个标志。欧洲的右翼十分认同上述理念，因此特朗普得到让-玛丽·勒庞(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1928年6月20日出生，法国政治家，1972年创立极右派政党国民阵线)这样的欧洲右翼人士的背书丝毫不令人吃惊。而在美国，这种观念(同 时也是一个错误)在左右两派都很盛行：令人厌恶的进步派作家乔治·莱考夫(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1941年5月24日出生，是一名美国认知语言学家，现任柏克莱加州大学的语言学教授。政治立场偏左，是美国左翼智库Rockridge Institute(现已关闭)的创始人)声称，美国的右派偏爱严格的家长制家庭模式，他们在政治上亦然，而左派们则喜欢母亲般的关心和哺育。(右翼人士 在批评自由贸易时，在形容经济政策的时候，为了刻意避免提及“社会主义”的字眼，常常喜欢使用英语中“哺育”这个词。)但是事实上，这种观念和美国保守主 义者的真实呼声背道而驰。

　　在公共生活中，一个最可怕的现象是，人们普遍性地使用一个错误的比喻来形容某一件事情。事实上(事实不是主观的)，美国总统并不是全美国人的父 亲(但是约翰·卡西奇(约翰·卡西奇(John Kasich)，1952年5月13日出生，2010年11月当选为俄亥俄州第69任州长，2015年7月21日宣布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州长却 始终坚持这么称呼)，政府既不是你的父亲，也不是你的母亲。国家并不是你的“家”，你自己的家才是“家”。

　　约翰·卡西奇(John Kasich)

　　这种比喻展现出两个层面的意义：当前美国国家主义的抬头，或许道出了对于已不复存在的伟大国家的追思，但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里，国家主义的 回潮也显示出，对于理想家庭的强烈执念(抑或招魂般的恸哭)在人们心中从来都没有消失——因为伟大的美国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在这个世界里，千千万万个 Mike们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懈奋斗，勉强立足，但是真正将他们挡在门外的却是传统的家庭。私生子、一夫一妻制、堕胎、离婚自由，上述种种现象的出现使得 传统家庭不再是人生的一道必选题(大部分的离婚都是妻子而不是丈夫提出来的)。因为政府自认为拥有充足的资金能够迅速填补空缺，那些滥发福利的州政府于是 部分取代了Mike们，承担了本应属于他们的社会资料供应者的角色。于是乎，对于Mike们来说，获得尊重、社会地位、生活稳定的传统道路，已经一去不复 返。

　　Milo Yianopoulos(MiloYianopoulous，1983年10月18日出生，英国记者和企业家，是美国保守主义网站Brebart.com 的科技编辑)比任何人都走的更远：他让模特们穿上俏皮的雨果博斯(雨果博斯(Hugo Boss)，德国的时尚品牌，主攻高档男装成衣及精品)裁剪的纳粹制服，让同性恋群体公然为右翼集权主义呐喊助威。他把特朗普比作“爹地”，而且是大写的 “爹”——这一点应该不会让人吃惊。

　　不难想象，这些人属于在成长过程中，父亲角色缺失一代。他们就像是在放学后朝着窗户外头张望的孩子，眼巴巴地盼着父亲过来接他们回家。他们中的 很多人后来变成了电影中的ClarkGriswold(ClarkGriswold，美国系列喜剧电影《假期历险记》(National Lampoon's Vacation)中的角色)，一生都在尝试着给自己的孩子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庭，而这正是他们自身在成长过程中无福消受的。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长大以 后，心理上仍然还是那个扒着窗户张望的孩子，穷尽一生幻想并且期待着一个父亲形象的出现——这位父亲将成为他们的保护人，尽心维护他们，为他们提供生活所 需，将生活中的一切安排的井井有条。

　　Dougherty还在文章中引用了保守派辩论家SamFrancis的著作。SamFrancis是一位憎恶资本主义的老派保守党，且十分认 同家长作风的政府模式。和我一样，他通过分析发现了特朗普运动和特朗普之前的帕特·布坎南(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 出生于1938年11月2日，美国旧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政治评论员、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运动在情感和政策上的联系。对于 Dougherty来说，Francis的著作提供了哲学层面的联系。他也提供了一种文体上的联系：他们都是“怪胎”。“Francis最终变成了一个近 乎彻头彻尾的白人国家主义者，”Dougherty写道，“他以笔名做掩护，尽力罗织各种极端种族主义材料。1996年时，布坎南还没有完全接受 Francis的观点。但是二十年之后重温《从小家到国家》(From Household to Nation，Francis的著作)时，简直就像是阅读特朗普选战的政治宣言。”《从小家到国家》是一部典型的建立在一系列错误观点上的著作：让经济承 担本不应属于它的职能，即：“不仅提供物质上的满足，而且要支持家庭，以及由家庭延伸出来的社会机构和实体成为人类社会和行为的基本单元。”经济的意义在 于满足人们生活所需，而不是设法定义人类自身。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美国人没有能力维系家庭，而在于他们根本就不愿意这么做。

　　帕特·布坎南

　　因此，当Dougherty彻底分析错了保守派迎合特朗普的原因时，我感到瞠目结舌。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写道：“如果特朗普获胜，那么至少能够暂 时遏制住保守主义运动，因为特朗普能够让保守派们明白，他们的观念对于维系民主党的团结来说是如此地不值一提。”(Dougherty同时也将保守派组织 的筹资活动与让Mike陷入困境的社保骗局等同起来，而Mike这个人物则是当今社会白人在工作中躁动情绪的形象化。)当然了，保守主义运动也有自己的事 业和理想，但是真的很难想象保守派们会反对一个站在SamFancis肩膀上的人物(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一旦反对SamFrancis疯狂 的种族主义观点，就是在智力上帮倒忙。

　　同时，这也是不道德的。

　　之所以不道德，是因为它延续了一个谎言，即：白人工薪阶层之所以迷恋特朗普，是因为他们是外力的受害者。其实不然。他们或许喜欢一个对教会出言 不逊的特朗普形象，为他大唱赞歌，歌颂他是“支持全球化主义者”以及“建制派”(一个可憎的字眼)们的“摧毁者”，但是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被别人打败， 他们自己打败了自己。

　　如果你花一点时间，游历一番贫瘠的、白人占多数的纽约北部，或者肯塔基东部，抑或我的家乡西德克萨斯，用诚实的眼光看看发生在那里的诸多现象， 诸如过分依赖福利、滥用毒品和酒精、以及家庭的崩溃——我想说在那里，孩子们的生活状态完全就跟流浪的野狗一样，你会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发生上述这一 切，原因不在中国，原因不在华盛顿政府(尽管政府也做了不少恶)，原因也不在那些来自墨西哥的移民(虽然我们现在的移民过量而且问题众多)。上述任何一 个，都不是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

　　没有人对这些白人干过坏事。他们既没有遭遇什么可怕的灾难，也没有陷入战争或饥荒，或者染上传染病，更没有被外国人占领。甚至过去几十年的经济 变迁也几乎无法解释美国白人穷人的失灵或者疏忽，以及无法理解的怨恨。因此，Garbutt 的石膏生意已经不是往常那种样子了。相较于石膏墙板，以及对于人类关闭工厂的廉价感伤，在21世纪的今天，生活中需要关心的东西还有很多。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上述的美国社区之所以变得破败不堪，是因为他们原本就应该消亡。它们在经济上无法增值，在道德上不堪一击。不管是廉价夸张的 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布鲁斯·斯普林斯廷(Bruce Springsteen)，出生于1949年9月23日，是美国摇滚歌手、创作者与吉他手，擅长通过歌曲讲述出一般民众陷入困境的日常生活，并且多次获得 格莱美、奥斯卡等奖项。2004年滚石杂志将他排名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家第23名)废话，还是对勉强支撑的“锈带”城镇的虚假膜拜，亦或是狡猾的东方 人窃取了我们工作的阴谋论，还是快快收起来吧!去他妈的石膏，去他妈的埃德蒙•伯克(如果他本人不介意的话)。美国的白人下层社会已经陷入到一种邪恶自私 的文化中不能自拔——这种文化只会生产出悲惨的命运和使用过的毒品针头。唐纳德·特朗普的演说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奥施康定(即OxyContin，一种 止痛药)也能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他们需要的不是字面意义上或者政治上的止痛药。他们需要的真正的机会：也就是说，他们需要真正的改变;也意味着，他们需 要的是一辆拖车。

　　如果你想活下去，就赶紧离开Garbutt。

　　——KevinD. Williamson是《国家评论》杂志的巡回记者。本文刊登于2016年3月28日出版的《国家评论》杂志。

　　(文/凯文·D·威廉森  译/梁鹏)

龙永图：让其他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真是笑话

　　(转自：凤凰网)

　　近日，欧洲议会高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而事实上，在15年前的入世谈判中，条款已经明确规定，到今年12月，中国将自动获得这一地位。

　　昨天，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第二次圆桌论坛上，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开幕式致辞中再次谈起了这个话题。他的观点直截了当：让其他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简直是莫名其妙的笑话，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当时的谈判，根本不是讨论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而是中国的企业是否享有“市场经济地位”，二者的主体是不同的。

　　全球化死了？

　　现在，整个世界对全球化的认识很不一致。有些人认为全球化还在发展，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全球化正在倒退，特别是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全球化在倒退。有些人甚至认为全球化已经“死”了。

　　怎么看待全球化在世界的发展?为什么中国的智库要推动全球化呢?因为只有全球化的进程继续下去，中国的对外开放才有可能有一个大的环境。如果全球化已经“死”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很难，外部环境会非常恶劣。

　　最近的美国大选很热闹，形成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对峙。美国媒体最近有一篇文章提到现在美国的大选实际上是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对抗。特朗普代表 民族主义，希拉里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代表着美国长期以来的主流，就是推动全球化。开始大家并不把特朗普当回事，现在看来已经成气候了。这就说明在美国这样一 个国家里面的全球化倒退了，世界全球化的进程就可能受到重大创伤，真的可能会倒退。

　　在战略层面上，我们对特朗普的观点总可以发表一些意见。比如特朗普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观点是认为美国管的事情太多，要退回美国国内，以美国本土利 益为重。国内有些人认为这样也不错，美国在我国南海的干预也会减轻。现在中国很多网民对特朗普很有好感，如果他上台，中国在亚洲的事就好办得多，美国就不 会过多干预。

　　从国内的具体问题来看可能是这样;但是，从总体上来讲，特朗普的民族主义的观点，特别是美国走向单边主义，全球体制也就差不多了。我不能说美国 起决定性的作用，但美国的走向对全球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更不要说特朗普在贸易上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那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将是一场灾难。

　　我们总是强调现在是和平发展的时代，只有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和平发展才能实现。这是符合我们利益的，也符合全世界国家的利益。

　　市场经济

　　最近大家感到比较震惊的是，欧盟议会突然提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也是反全球化的。他们完全是从欧洲的国家利益出发做出这个决议。但是，他们找到的是一个错误的题目和错误的目标，他们可以在欧洲内部推行保护主义，但不能把中国当成一个靶子。

　　事实上，这个事情完全搞“拧”了。从中国进行入世谈判的那一天开始，不是人家承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是每一个代表，从美国到欧洲逼着中国人承认搞市场经济。

　　1992年，自小平同志提出“市场和计划”的问题以后，一直到1992年，才解决一个问题：中国搞不搞市场经济。中国从1986年开始进行谈 判，一直到1992年，这六年间，是他们逼着我们承认搞“市场经济”。当时的矛盾焦点是，我们不承认搞市场经济，人家逼着我们搞市场经济。最后我们说 “好，我们搞市场经济”，但是要加一个尾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家说“管你搞什么市场经济，只要搞市场经济就行”。所以这才解决了中国入世最大的问 题。不是他们承不承认，而是中国想不想搞市场经济的问题。

　　后来我们在入世协议中专门加入了市场经济地位的条款。这个条款是在反倾销的特定范畴里提出的“要承认中国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是企业的市场经 济地位。如果中国企业能够证明自己搞市场经济、取得了市场经济地位，中国企业在反倾销的调查中就可以使用WTO的一般条款，否则要使用替代国条款。

　　当时，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是非常基础性的条款，不涉及到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是讲到企业的市场经济地位。之所以接受了这个条款，主要是当时中国 的很多外贸企业相互杀价，你说这个杯子5块钱，他说4块5、3块5。当时讨论是不是接受这个条款的时候，朱镕基同志就讲“我看还是让WTO来管我们，让我 们的企业不要内斗了，不要互相杀价了”。

　　是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接受了让企业接受市场经济的规则，不要互相杀价，不要搞内斗。因为杀价的结果，中国企业不但没有得到好处，还反而遭到反倾销。所以我们才跟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了市场经济地位的条款，是企业，在反倾销的具体范畴里取得市场经济地位。

　　这一点，好像国内也没搞清楚，好像是加入WTO 15年以后，让大家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谁承认美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人、欧洲人补贴农业那么多年，那是市场经济吗？每一个国家都有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时候。不管是联合国，还是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没有一个国家组织拿出8条、10条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

　　我们中国搞市场经济，为什么要让人家承认?中国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美国人来承认我们搞市场经济，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没有必要。我们每天找人家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让人家拿着一根棍子来敲我们，跟人家交换一点东西。现在又搞到了欧盟议会来说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而且是针对WTO15年所有中国企业自动取得市场经济地位。

　　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这是一个伪命题。

　　现在欧盟搞出这个东西，是借着一个伪命题来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逆全球化之潮流。这个问题要说清楚。再不说清楚，中国老百姓也很沮丧。中国搞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从1992年起承认市场经济，到现在搞了20多年的市场经济，人家还不承认，我们老百姓怎么想？现在还有那么多人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做了那么多年的努力不是白做了吗?这是很大的问题，一定要想清楚。我们从来没让他们承认，为什么他们要做一个决议呢？全球化的进程还是很曲折的。包括欧盟做的决议，贸易保护主义在欧洲是很大的势力，反全球化的力量很大。

　　我们这样的全球化智库就要大声疾呼，为经济全球化、为全球化发展做出贡献。这个智库是很有意义的，越是反全球化，我们越可以干事。我们这个全球 化智库第一个任务就是在全世界推动全球化的发展。第二个任务就是推动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化，推动中国的人才更加国际化。这也反映在这次会议的主题。

　　我们这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任重而道远，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建言献策，把全球化的进程继续进行下去。中国总是碰到一些莫名其妙 的悖论，在中国也要推动全球化的进程。否则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没有好的外部环境，就没有理论基础。假如全世界都在搞民族主义，你搞什么全球化?你搞什么改革 开放?

　　随便讲几句，谢谢大家!

　　资料图：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

商务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不需要WTO其他成员背书

　　(转自：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4月7日电  商务部今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需要世贸组织其他成员的背书。

　　有媒体提及，近日有外媒称，西方七国(G7)在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既担忧欧盟可能慑于中国的报复而在此问题上对华让步，又担忧如果美国和欧盟拒绝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国诉诸WTO争端解决机构。

　　沈丹阳对此回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建立并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出了一条符合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需要世贸组织其他成员的背书。

　　他表示，“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问题是两个概念。《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是关于反倾销“替代国”做法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对中国出口产品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价格的做法应当于2016年12月11日终止，在此之后世贸成员不能继续对中国出口产品使用“替代国”做法。这是世贸成员必须遵守的条约义务。无论美欧等成员是否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都必须如期履行第15条义务、弃用“替代国”做法。

　　沈丹阳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任何曲解、拖延该条款执行的行为，敦促美欧等成员尽快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如期弃用“替代国”做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避免贸易争端，推动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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